多措并举寻最佳平衡

怎么办？多位专家提出，要引入资金活水。

梁红也称，如果不同步调降费率，就将被动提升企业的经营成本，减少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在当前的宏观背景下负面影响会更加突出。

降低费率“放水养鱼”，能缓解企业的燃眉之急。但对于社会保障制度来说，还需长远之策来应对老龄化压力。

其中，失业险、工伤险结余资金相对充裕，因此降费首当其冲。2017年，两个险种的收支结余均在200亿元左右，年末滚存分别超1590亿元和5552亿元。而就这些“小险种”本身而言，降幅已经较大。

梁红认为，社保费率下调6-8个点或能降低从严征收对企业的影响。

两大压力下企业仍需降负

一边是市场主体轻装上阵的诉求，关乎稳增长和稳就业，一边是民众的社保需要，政府责无旁贷。

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到2018年4月，总体社保费率已从41%降到的37.25%，累计降低企业成本约3150亿元。

我国养老金尽管结余充足，但地区收支差异大。人社部表示，要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在加快推进省级统筹的基础上推进全国统筹。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降低社保费率的“重头戏”应当是名义费率较高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其中养老保险费率被认为下降空间更大。

尽管总额缴纳社保费用是企业的应尽责任，但在实际操作中，部分企业并不足额足份缴纳社保。《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18》显示，社保缴费基数不合规企业占比73%。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撰文称，2017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实际缴费费率是21.6%，低于28%的全国标准。

按照之前的规划，2020年要全面实现省级统筹，为全国统筹打好基础。目前，广东、山东、江苏等地已经出台了省级统筹的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降费策略是在没有做实费基的前提下，努力降低名义费率。

征管体制改革、夯实费基也与降费并不矛盾，相反降低费率的重要前提。社保税务征收改革的初衷是减少了地方自主管理的随意性，提升征管效率，扩大社保覆盖面，维护社保体系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目前来看，失业保险费率比例从3%降至1%；工伤险和生育险的平均费率从1%分别调低至0.75%和0.5%；部分省份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企业费率下调一个百分点至19%。

“所以将企业职工的社保征缴工作转移给税务部门，要和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同时进行，这样企业的养老保险负担就不会增加。”林双林说。

但他同时也打了“预防针”：“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工作还面临许多矛盾和困难，特别是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高峰持续长等特征明显，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运行面临严峻挑战。”

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社保的总体费率仍超过35%，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而在目前，市场主体正有更急迫的降成本期待。

具体到养老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陈文辉曾表示，如果剔除财政补贴因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从2014年开始，支出已经超过征缴收入，2014年差额是1321亿，2017年涨到4649亿。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地税局工作人员为纳税人办理社会保险费申报（2017年1月10日摄）。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 摄

新华网北京1月23日（陈俊松）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积极减税降费，堪称增强企业活力、稳住经济增长的良方之一。

在林双林看来，缴费率降低，但是费基不能降低。以前企业可能按最低工资给所有员工交纳养老保险，现在就要按实际工资交纳养老保险了。他还建议，要控制养老金的总体发放水平，高退休金人员的退休金不要涨那么快，缩小退休金差距。

“为稳定企业预期，部分省份明确表示，暂缓将企业职工的社保征缴工作转移给税务部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林双林接受新华网采访时对此表示，此举就是不想加大企业的社会保障负担，想保护企业投资积极性，发展地方经济。

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我国经济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交织，企业经营的内外部环境承压；另一方面，社保改由税务部门征收后，征收效率和严格程度提升，这引起市场对经营成本增加的担忧。

群众在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人民医院的“新农合”一站式服务窗口办理报销结算（2016年9月7日摄）。新华社记者 许畅 摄

近年来，政府在降低社保费率的同时也在加强社保费征缴的力度，名义费率和实际费率差距缩小。社保征收体制改革后，漏缴、少缴的行为将更被规制。

人社部相关负责同志称，将加快研究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实施方案。财政部部长刘昆表示，配合相关部门，积极研究制定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进一步减轻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

数据最具说服力：2017年，各级财政对企业职工养老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和居民医保基金的补助总计约1.22万亿。

企业的获得感和个人的社保获得感不应有所偏废，无论是开源节流，还是全国统筹，一旦社保基金的可持续难题得到破解，下调社保费率就能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