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电影审查机制也是应该考虑的元素。因为农民在中国的绝对数字、比例及基础性地位，使得“涉农无小事”。电影人在创作涉农题材特别是反映当代农村题材的电影时，即使非常谨慎也可能面临被通知彻改甚至不能公开放映的可能。

涉农电影只要质量足够好，一定会有票房。一部电影的好票房加好口碑，必定会带动资本、创作的良性循环，毕竟几乎每个中国人对中国农村、农民都相对熟悉。

再者，按照资本逻辑，游资总是聚集在回报最大的领域。90年代后期体制改革，电影厂企业化，电影人个体化、商人化。收入偏低、居住分散的农民完全不是电影生产者的目标受众，随着城市人口体量的不断膨胀，琢磨城市影院观众的口味、拍摄他们喜欢的电影成为电影行业的重要目标。

我认同西方的现代、启蒙等不是唯一的话语方式，但是我没有找到更好的理论表述方式，《在银幕遇见中国》我使用的是“现代性”而不是“现代化”，很大程度也是在避免现代化是历史发展必然的走向。

谷雨：你提及《在银幕遇见中国》也受到了《农民的终结》带来的影响，依据保守数据，中国达到发达国家70%的城市化率，中国还有至少5亿人是农民，谈终结是不是为时尚早？

是否到了终结的分水岭？

对影视管理部门来说，可以通过政府工程等增加和引导涉农题材影视剧的生产；对涉农影视剧的立项、审查等环节不必因为农民人口的众多、农业的基础地位就严上加严，影视剧确实会让一些问题浮出表面，但也会让很多问题得以解决。让艺术的问题回归艺术，让市场来解决市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