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有一句常被引用的台词：“这个世界翻了船，我要做的就是把自己救出来。”如果指肉体的幸存，有部分合理性。就像飞机上说，你要先为自己戴好氧气罩，再去帮助别人。如果指灵魂的幸存，这话其实是沙漠教父们的格言。你不能救人，你必须先与纯粹的恩典相遇。

奥西茨基煽动颠覆国家最厉害的文字是批评希特勒的。他说，，“一个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沦落到何种程度，才能在这个无赖身上看出一个领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随的人格魅力？”这话实在是我说不出来的。在这年代，我也不配说出这样的话。然而话语的力量，“一言兴邦”是真，“一言丧邦”也不假。有信仰的意思，是相信真理兴邦，谎言丧邦。而无信仰的结果，是妄想谎言兴邦，又怕真理丧邦。

或许我们很难接受，其实诺贝尔和平奖不但应该颁给奥西茨基，也应该颁给这位锅炉房的修士。他为了内心的和平，一辈子与罪恶摔跤，最后躺下去；不是孤儿，而是灵魂的幸存者。如果他的道路，与这不和平的世界背道而驰；那么他追求的和平，也就是世界的和平。

结果，那位苏维埃司令，就是当年中枪跌落海中的船长。修士医治了他的女儿，一生的赎罪与悔改也走到尽头。他选了日子，自己躺进棺材，握着基督的十字架，闭上了眼睛。

1976年，苏联北部的荒岛上，有一座修道院。一位海军司令、党的干部，带着癫狂的女儿向一位传说中的圣人求救。有人说，这部伟大的俄罗斯电影，是《罪与罚》的翻版。光与影的明暗，与修士的缄默相得益彰。俄罗斯电影的镜头感，就像东正教的圣像传统，肃静而庄严。导演不动声色地回顾了共产党政府背景下的灵性复兴。光荣正确的党外，一个衣不蔽体的疯癫修士，被同志们谣传为预知未来的圣人。他们参加完政治学习，就偷偷划船去找他。

世上只有永不消逝的恩典，没有永不消逝的电波。世上只有永不消失的信仰，没有永不消失的政权。当年，诺贝尔发明了129种炸药，随后半个世纪，炸遍了世界每个角落。他临终倾囊而出，却设立了诺贝尔和平奖，褒扬致力于减少他的炸药销量的人。真正的幽默，就像诺贝尔的炸药，都是黑色的。真正的幽默背后，是无巧不成书的上帝之手。不然，人生有多少苦难，历史就有多么尴尬。

1970年代，一位流亡的苏联知识分子告诉一位美国牧师，苏联知识界正在经历一场东正教的灵性复兴。几乎每位显要的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都在挖掘属灵的主题。这怎么可能呢，在莫斯科，连一本福音书都难以看到了。多年后，牧师在书中写道，那位异见作家，面带骄傲，他的回答令人印象深刻：“只要人们还在读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基督教的精神就无法从这个民族的心灵中被消失。”

东正教传统中，那些看似愚痴癫狂，却显露智慧圣光的圣徒，被称为“圣愚”。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梅什金公爵（《白痴》）就是俄罗斯文学中最著名的圣愚形象。因此，准确地说，这部电影是《罪与罚》与《白痴》的融合。十月革命后，圣愚传统埋没在旷野。但人民仰慕他们，胜过了仰慕教会册封的神父。导演成功塑造了一个共产党时代的圣愚，古怪、疯癫，爱恶作剧，为罪忧伤，言语睿智，公映后引起轰动。

“被消失”，是我的修订。

于是人生就真真假假，历史就捉捉放放。最近20年我才开始为寻求生命意义而阅读。这20年来，就像一个提着灯笼、头插草标的女子，谁都可以把我赢过去，占据我一个夜晚，或数年之久。如鲁迅所说，我的灵魂不过是人类思想的跑马场。我是谁？我成了我所拥有的一切，我成了被嫉妒、被尊敬、被讨厌和被消失的一切。但那不能被消失、也不会被消失的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如果我不知道那不可消失的部分，我就不知道我自己。

1935年诺委会将和平奖授予德国记者卡尔·冯·奥西茨基。他是犹太人，撰文反对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任总理仅一个月，就以叛乱罪逮捕了他。一年后，德国政府允许诺委会代表来到奥西茨基服刑的埃姆斯兰集中营，向这位编号“562”的在押犯颁发了和平奖。随后，奥西茨基被释放。

在苏联，那不可被消失的部分，像穿过白银时代的暗流，依然不可消失。当鲁迅被鲁迅，高尔基被高尔基之后，高尔基在日记中写道，“只要那人存在，我在世上就不是一个孤儿。”就像情感要寻找的，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个爱人。灵魂要寻找的，也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个人。一个不能被消失，不能被败坏，不能被隐藏的人。一个可以向他呼喊，向他忏悔，向他敬拜的人。

但这位修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是个杀人犯。二战中他服役的拖船被德国人追上。他出卖了船长，纳粹给他一把勃朗宁，他挣扎着开了枪。之后，他被修道院救回来，隐姓埋名成了修士。这是个中国电影无法想象的人物。他不是奥西茨基那种面对罪恶的先知型战士，也不像雨果笔下的冉阿让，悔改后充满行动的能力。在一个杀人如麻的时代，这位修士做了什么？他在修道院用半辈子寻求救赎的确据。某种意义上，他为这个社会什么都没有做；另一种意义上，他一个人的忏悔就是对整个社会的审判和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