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选没资历的王洪文来接班?

　　因为师长已经交代不能让空军介入，虽然搞不清为什么，但我对空军方面来的人格外注意。我让这一个班的空军把武器放下，其中一名空军战士说他枪里有子弹。我当即命令他们向后转，退子弹，枪放下，收缴了他们的枪支弹药。这时部队还没有到，事后想真是有点冒险。正好七团卫生队军医马志军带救护车来到现场，我大声叫马军医把这个班送到你们营房，要团里安排他们休息吃饭。实际上也是把他们“软禁”起来了。

　　空军沙河机场警卫连连长带全副武装的一个班来了，说要了解直升机的情况。我问他知道是什么事故吗?他说不知道。我说：一、你不知道是什么事故;二、这个地区属于北京卫戍区的防区，友邻部队全副武装来，要事先联系或得到有关部门通知方可进入;三、你们莫名而来是不符合规定的，待我报告后再说。

王光美忆刘少奇最后的留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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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总政保卫部部长徐海涛坐着奔驰车来了，说是总政主任李德生要他来了解一下情况。根据人民大会堂电话的指示精神，我告诉他，我们是看管犯人，保护好现场，没有提审犯人的权利，无情况奉告。你要看可以隔200米，远距离观看，不可以进到现场。这位徐部长看了看外部情况，提出要回去。我让五连副连长李友清把他送到团部休息，要团长热情接待，实际上把他“软禁”起来。因为在那么复杂的情况下，搞不清这位保卫部徐部长是真是假。

这时，怀柔县革委会主任张满、副主任杨某某、怀柔县公安局局长李军、怀柔武装部部长朱兆林、七团团长张前进都来到现场，我召集所有在场的领导干部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虽说我对事情也并不清楚，变态传世新服，但总比他们多知道一些。我说：一、事件是严重的，属于什么性质尚不清楚，但涉及国家机密;二、请召集大队干部，动员群众回去搞生产;三、不要传播谣言。这件事情关系国家大事，谁传谣就是造谣惑众的问题。现场由七团五连看管，别人都离开，决不能出任何问题。

邓拓是一个文人，自认为“书生”，他也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高级干部，矛盾的双重身份曾使他的人生大放异彩，也使他的命运坎坷纠结。1949年以后，作为中共中央第一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卷进中央领导阶层的内部分歧，直面中国往何处去的路线之争。他被推到历史的悬崖边，进退两难。1966年，“文革”以他和吴晗作为突破口“祭旗”。邓拓选择玉碎，为他的矛盾和痛苦画上句号，也为一个时代的悲剧拉开序幕。他是因“文革”而自杀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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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让书生走开
 

   我体会工作作风要细致，特别是政治事件中任何细小杂物都不能丢掉，否则将误大事。如果我们第一天20多人在玉米地找遗物，再细一点，就不会丢掉“月”字，专家复原成“黄永生”，给周总理添了麻烦。据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问黄、吴、李、邱，谁认识黄永生，都摇头不答。9月14日下午这个“月”字送到卫戍区司令部，和“生”字一对，正是“胜”字。据说黄永胜看后傻了眼，往沙发一倒说“小林彪临死还拉我一把”。

　　9时左右，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刚来到渤海所，我向他报告了直升机迫降的大致情况，已出现的问题和处理情况。李副司令员指示开设指挥所，对现场出现的新情况要及时上报。我立即将大队的电话调用，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通信处与北京市电话局、中南海电话局协调，将人民大会堂至渤海所的电话调为专线，沿途支线停止使用，保障司令员吴忠与渤海所的通信畅通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