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临时政府提出了“三权分立”的司法原则，并且有细则规定不能够对嫌疑人屈打成招。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行政司法一体化的情况依然存在，刑讯逼供、漠视生命的现象屡见不鲜。程小青在一些侦探小说中批评了这些现象。比如在《轮痕与血迹》 案件中，警探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确认了死者身份，逮捕了“凶手”。这些警探缺少经验，却刚愎自用，无视霍桑的好心提醒，只是根据一两个字的证言就逮捕有嫌疑的人。程小青根据这些基层警探的办案表现，间接地对上层执法者也进行了讽刺和批判。 程小青还看到，正是因为司法不完善，一些特权阶层才会不受法律约束，而大量平民的权利却得不到法律保障，受到损害只能忍气吞声。例如在《血手印》当中，被军阀蹂躏的妇女无法获得法律的支持，最终产生了报复之心，走上利用暴力方式维护自身权益的道路。正因为对这些人抱有同情之心，，霍桑才会选择自由处置那些因为公义而犯罪的人，对他们进行“中国式审判”，这也和西方侦探小说中完全按照法律进行处理的方式形成了对比。

在传统的公案小说当中，清官以其明察秋毫和平冤除奸的能力受到百姓爱戴。例如包公，其形象植根于对皇权的忠诚和维护，他在高堂之上的审讯和象征皇权的金牌令剑、御铡三刀反映了权力的独断性和专制的暴力性。如果说公案小说宣扬的是人治，那么侦探小说中的断案过程讲究的则是实地调查、证据确凿、依法办事。霍桑这样的私家侦探不依附于任何政权或者团体，他们只希望以符合现代法治文明的方式使案件真相大白，却不会希望借此维护某个政权的统治。霍桑以普通人的形象出现，他也会犯错，也会有缺点，这对传统的清官崇拜来说是一种祛魅化的书写，“青天大老爷”变成了现代理性人，独断的公权力放到了民间，体现出了对人的尊重。

编辑：朱洁树

程小青之所以对侦探小说这一题材寄寓了“摧陷廓清”的厚望，与他对中国传统公案小说与传统“断案”方式的研究和思考密不可分。很多读者都认可公案小说是“中国式侦探小说”。其实，公案小说旨在通过破案歌颂忠君爱民、明察秋毫的清官，其主题在“警世”，而不着重描写案件的推理和侦破过程，其中虽然涉及一些传统的法医和侦破技术，但大量依靠神鬼而非实证科学分析探案的情节，让现代人读来常感荒诞不经。《三侠五义》里的包公可以到阎罗殿里去查明案件，《龙图公案》里的案件也多数是在阴风、梦兆的帮助下侦破的。程小青认为，这些古典公案小说虽然已经粗具侦探小说的雏形，但“内容不合科学原理，结果往往侈述武侠和参杂神怪”。

撰文：潘文捷

《大侦探霍桑》上映以来，不仅票房惨淡，而且在豆瓣上也仅获得3.5分的低分，不少网友甚至称其为“2019开年第一糟心烂片”。热门短评称这部电影“剧情弱智，对白低幼，表演浮夸，人物单薄”。影评人戴桃疆在澎湃新闻撰文，称“从悬念设计和推理结构来说，《大侦探霍桑》的悬疑性为零，推理逻辑也是零”。他还认为，追溯历史和文学底蕴，其实“侦探霍桑”资历老、文本丰富，如果做得好，本可以塑造一个超越《唐人街探案》的本土侦探群像。

潘文捷

在电影《大侦探霍桑》的开头部分，霍桑的助手包朗告诉观众，他认识的霍桑是个“过分自我、严重洁癖、极度固执、吹毛求疵”的神探。这样的概括虽说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霍桑的个性，但无意中也忽略了程小青创作霍桑这个人物的本意——其实，在程小青的小说中，主人公霍桑是一位极具科学头脑的现代侦探。程小青本人在《侦探小说的多方面》一文中强调，侦探小说是“一种化装的通俗科学教科书”，“除了文艺的欣赏以外，还有唤醒好奇和启发理智的作用。在我们这样根深蒂固的迷信和颓废的社会里，的确用得着侦探小说来做一种摧陷廓清的对症药啊。”

程小青的作品在今日银幕上的“复活”或许令人失望，但《霍桑探案集》自身的魅力依旧存在——直到今天，它依然是不少读者最早接触到的中国侦探小说。事实上，程小青是把侦探小说当做“通俗科学教科书”来写的，他通过小说来破除迷信、宣扬科学，也着力对当时的法律和制度进行批判和颠覆。不过，在学者李欧梵看来，这些努力或多或少牺牲了小说本身的可读性，他也指出，程小青对上海的都市文化缺乏敏感和了解，对都市生活的现代性及其新开网页传奇页游描写不足。即便如此，程小青对侦探小说在中国的扎根与普及起到了开创性贡献，至今依然被称为“中国侦探小说第一人”。

周楠《近代侦探小说中的都市元素研究》

中国侦探小说的创作也和城市发展密不可分。19世纪40年代开始，英租界用了大约十年时间，围绕着上海苏州河开通了二十六路。这以后，租界早期的街道交通格局逐渐形成，接着，煤气、电力、自来水等也投入了规划和使用。街道建设使得上海原本局促狭窄的道路被切割为有序的网格型现代都市空间，这样的新空间也给“五四时期”的侦探小说带来创新。侦探的查案需要到各处走访调查，穿行在都市的道路当中。作者们也乐于点出每一条马路的路名。何朴斋的《雪里红》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侦探和助手走访上海各大珠宝商店和古玩店，打听“雪里红”宝石的下落，作者在描述两人的行踪时，以空间的位移架构起全篇，读者可以从中描绘出一张城市地图。

电影《大侦探霍桑》里，故事发生地是中俄边境一个虚构的城市黄金城，霍桑则是“来自上海的大侦探”。在原著《霍桑探案集》中，霍桑也是住在上海——这块中国近现代中西文化碰撞最为剧烈的土地。黄金城不是上海，但却带着旧上海的痕迹——“繁华胜过巴黎”，鱼龙混杂，“love to speak English”的南方人，打扮得像玛丽莲·梦露的银行秘书，外国摄影师、警察和刺客……架空的黄金城和上海一样，带着多元异质的社会文化。